由王宝平老师推荐，我有幸参加了由东北师范大学和东亚文明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东亚史学研习营。此次研习营为期十天（8月20日至8月29日），邀请了来自美国、日本、韩国、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地区的20余位东亚史学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进行集中讲义，围绕东亚区域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热点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的百余名博士、硕士研究生参加了研习营。

通过此次研习营，我开阔了学术研究的视野，意识到日本历史在整个世界史中所占比例极小，除此之外，还有朝鲜、越南史、东亚史，断代史如明清史、隋唐史、先秦史等广阔的学术领域，理论研究也多种多样。另外我们研究日本历史的视角也是很有局限性的，研究日本史当然不只是限于查找资料，当然不能只研究日本史，不但要从周边东亚世界看日本，还要从欧洲从世界看日本史。学习欧美学者宏观的历史视角，敏锐的观察力，强大的理论整合能力。参考西方理论而不要拘泥于西方理论，注意西方理论与中国历史现实错位的现象，不能生搬硬套西方理论以致历史影像的失真。

与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来解读东亚历史，探索东亚的历史真实。学者们大都视角独特，方法新颖，真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极大地开阔了我的视野，极大提高了我学术研究的兴趣。

刘晓东老师从雍正皇帝对修建吉林文庙的反应入手，探讨了清朝对儒学的受容。提出了清朝对儒学的接受并非短时间内就心悦诚服地接受的观点。从雍正帝的诏书谈起，让我们得以一窥清朝对儒学接受态度的转变，及其复杂的心绪。清朝统治者对儒学可能并非心悦诚服地接受，而是徘徊于“治国之术”与“安邦之道”之间。

刁书仁老师从朝鲜对王阳明陪祀孔庙的反应入手，以大量朝鲜历史文献，展现了朝鲜王朝对于儒学的态度以及其“小中华”意识的形成过程。认为清朝“夷变华”，以夷族身份入主中华给周边国家以巨大的刺激，诸国纷起以“小中华”自居。

与会老师涉及最多的两个问题，一是“华夷之变”的问题，一是“西方理论引入与去西方理论化”的问题。总的来说华夷观念自先秦时代就已形成，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也起到过非常大的作用。至清朝入主中原，华夷观念才成为历史上亟需解决的大问题。因为此问题关系到对清朝的认知与历史定位，至近代成为学界讨论较多的问题。清朝华夷变态影响至日本，1674年林罗山之子林鹅峰据长崎奉行呈交幕府的“唐船风说书”，以“华夷变态”为题集册成书。在这个阶段“华夷”观念并没有形成，只是对“明清鼎革”的一种政治意义上的评估，尚没有形成以“华”自居的华夷观念。由于历史上蒙古入侵日本的刺激，日本必须考虑“夷族”清朝女真人入侵日本的可能性。基督教对日本的冲击更刺激日本收集情报，对外来敌人防患于未然。今日所谓日本的华夷观念乃由后人有意识解读推动形成的。在这个过程中，明朝遗臣往日本乞师时的低声下气的态度在日本人“明亡之后无中华”观念形成的过程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推重作用。此后由石原道博《日本乞师研究》的解读、内藤湖南东洋史学的创立的影响，日本华夷观念基本形成。再经江户学者国学派本居宣长的“皇国优越论”对近代日本的刺激，至此日本“华”的世界就完成了建构过程，日本彻底以“华”自居，以高姿态对待中国。由此可见日本“华”的世界的构建与林鹅峰《华夷变态》并无直接关系，而是后来学者从政治立场出发逐渐构建起来的。

韩东育老师在《关于东亚近世“华夷观”的非对称性畸变》论文中引用荒野泰典的话说，“日本型华夷秩序建立于清的抬头、明的衰退，以及荷兰在欧洲范围霸权的确立，定着于该时期整个东亚地区所所体验的明清鼎革的变动中”。短期的视角来看，此观点并无问题，但是通过翻阅中日官方关系的史料，可以明显感觉到“华夷之变”实质上并非一朝一夕变化而成，而是经历隋唐的蜜月期、宋的冷淡期、元的对峙期，明的复苏期，直至清朝兵戎相见，随着国家实力的变化与东亚局势的变迁，在整个历史过程中逐渐变化累计而成。

对此我的问题是，朝鲜华夷观念的形成亦可见于历史，虽然这个过程主要缘起于朝鲜自身的因素，不知是否会受到日本华夷观念的刺激呢？

清朝统治者对于自身以夷族身份入主中原的历史事实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清朝怎样处理“满汉问题”呢？从整个中国史来看，清朝是历朝历代唯一一个不修长城的王朝，而且作为防御功能的长城在清朝已被废弃。这个决策促进了蒙古、满洲与内地的交流，促进了民族融合，弥合了满汉差异，这在我们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起到了巨大作用。清朝对新疆西藏的管理也日益深入，促使边疆地区与内地融合。康熙朝与俄罗斯签订《尼布楚条约》划定疆界，近代国家疆域逐渐形成。此时从王朝传统疆域到近代国家疆域形成的过程逐渐清晰，清朝也完成了由王朝国家到近代国家的转变。这个中国疆域形成的过程必须清楚，不然就不明白中国的疆域到哪里，哪里是中国。高句丽归属问题，就应该在这样的国家观念下得到解决。

中国为何有今日如此之广阔的土地？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是如何形成的，何时形成的？高句丽问题如何界定？我们今日为何会如此倾向于西方？对于这些问题，大多数人毫无疑问地相信我们向来就有广阔的国土，我们向来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没有人对这些问题思考并提出疑问，因为这个问题关涉到意识形态。今天甚至没有人认为这是个问题，认为一切皆理所当然。中国就当有如此广阔之土地，中国就当是多民族国家，高句丽就当是中国的土地，西方的东西就是好，我们理所当然应该倾向于西方，我们历来就是这么样的。这种理所当然的思维非常可怕，非常危险。因为这种思维截断了我们与传统关联，妨碍我们理性地思考，于解决问题并无益处。这样我们非但不知道我们将往何处去，而且不知道我们从何处来，截断了传统，于是西方思维长驱直入，一路横冲直撞所向披靡，以至今日我们的思维我们的学问都像我们穿的衣服一样被西化了。以西化的思维我们有时候搞不清楚历史真相，生搬硬套的西方理论与历史事实的错位正是以非驴非马不伦不类为表征。

汉唐宋明之时，我们何曾有如此广阔之国土。清朝入关带来了满洲与蒙古大片土地，加强了对新疆西藏的管理，促进了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以《尼布楚条约》签订为标志，中国疆域逐渐清晰，近代国家逐渐形成。若以儒家思想本位来说，中原王朝崇尚德治而未曾征伐佔据他族领地，今日之广阔国土乃为夷族（清朝）入主中原带来的嫁妆。民族间的融合其实也并非清朝独有，汉唐宋明之时常有边疆民族接受汉文化而自称汉人，这个过程中其实种族的作用弱于文化，文化决定了归属。而后代西方学者民族国家理论更强调人种的区别，西方这种理论应用到中国历史便撕裂了传统，与历史现实错位。西方民族国家理论正为侵略者瓜分中国，分裂满州提供了理论依据。

再者，我们今日为何如此倾心于西方呢？1894年甲午战争，偌大的中国败给了偏狭的日本，中国人民族自尊心尽失。身处亟待融入世界的中国，仁人志士纷纷转向日本转向西方以求救国之道。这些为祖国东奔西走的志士在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中皆为重要推手。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他们皆是清朝的子民，正是这群前朝遗老在历史洪流中左冲右突、劳苦奔波。今日我们切断历史，认清朝是万恶的封建社会，要与其划清界限。尤其五四运动怎能跟旧社会有瓜葛！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等一切进步活动皆凭空而生，像孙悟空一样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于是我们割裂了历史传统，更刺激了西方世界在中国的横行恣肆。甲午一役战败，影响绝不止于赔款两亿三千万两，割琉球台湾，甚至影响到了日本在内的整个东亚，加速了日本侵略与扩张的步伐，影响到了世界各列强，影响到了充满悲惨的中国近代史。当然今日西方事物横行于中国当然跟此不无关系。

另一个重要问题是“西方理论的引入与去西方化”。汪晖老师说近代中国与世界冲突的根源在于以宗藩关系为核心的中华世界秩序体系与以条约关系为核心的西方国际法体系之间的冲突。不理解这个冲突关系，就不能真正理解整个近代历史。在这个大体系下，可以从各种角度洞察近代历史问题。有人说“国际法发明出来就是让一部分人违反的，而且只能是特定的一部分人”，英国强调国际法，但为何又出现隶属于英国的藩属国呢？此中逻辑，耐人寻味。

西学东渐带给中国西方理论中，影响整个近代史的理论就是民族国家理论。整个近代史可以理解为，西方以民族主义国家理念为武器，将中华帝国从宗藩体系中解脱出来，成为一个主权国家实体。由于清朝与西方交流日益增多，1864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翻译了中国首部国际法《万国公法》。此后丁氏《万国公法》传到日本、朝鲜，以至东亚全域。东亚区域内的国际法体系建立之后西方世界就利用国际法肢解中华帝国传统宗藩秩序。在此背景下首先要解除中国与各藩属国的宗藩关系，清朝与朝鲜的宗藩关系最先受到冲击。日本发动甲午中日战争的重要理由就是要坚持朝鲜独立。清朝认为朝鲜是中国属邦，坚持要维护朝鲜利益。两者冲突就此发生。但这只是历史的表象，其实质远不止如此简单。日本为发动侵略战争蓄谋十几年，举国一致扩张军备，要找的只是一个发动战争的理由，朝鲜问题对日本来说是天赐良机。

对于侯文军老师提到的“李鸿章用处理传统宗藩关系的方法来处理朝鲜问题，造成了局面一发而不可收拾”，对此我持怀疑的态度。梁启超在《近四十年来中国大事记》中说到“朝鲜问题本属新旧之争，殊难处置”，“清朝在朝鲜问题上亦有失策，既已承认朝鲜自主。日本出兵还要干涉，已理屈在先”。李鸿章涉外务多年，满朝文武在局势的考量、战略的评估上无出李鸿章之右者。朝鲜问题出现时，举朝皆在论李鸿章之失策，但又提不出更高明的办法。战败之时皆论李鸿章之非。以今日后见之明，李鸿章到底该如何处理朝鲜问题，吾辈对李鸿章之批评是否公允？

有人提出要放弃中朝宗藩关系，放弃朝鲜，让日本佔领朝鲜。用西方理论来说就是用国际法来处理朝鲜问题。如果要说怎么做得话，恐怕依然是放弃朝鲜。除此之外，别无良方。欧美国家或多或少都在暗中支持日本，列国均主张以国际法来解决朝鲜问题，废除宗藩关系，建立现代意义上的平等关系。日本主张国际法，列强也主张国际法。各列强国的逻辑，也无疑说明了他们在暗中支持日本发动战争，以期战争后分一杯羹。但如果李鸿章也主张以国际法的精神放弃朝鲜，那不是正中了日本的圈套了吗？日本想要的不正是解除中朝藩属关系，朝鲜独立吗？日本在战前制定的《征讨清国方略》中，大致方案就是先占朝鲜，再占台湾，最后占领旅顺大连威海卫，海陆并进直捣京师。这样就很明白了，日本所谓国际法的精神其实质是侵略的逻辑，国际法更加速清朝危亡。

丁韪良用中国《春秋》《周礼》来解释国家法，认为春秋战国之际中国已经具备了国际法的国家理性精神。这个主张其实与“今文学家”如康有为对《春秋》的解释并无二致。就是要把中国从天下一统的儒学观念中割离出来，成为一个主权国家实体。但是国际法强调的“平等”与宗藩体制的“平等”是否对等，还是要打个大大的问号。恐怕这两种“平等”并无可比性，两者之间只是平行的关系。近来学界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大的讨论已经展开。滨下武志先生的《朝贡システムと东アジア》洞察了这两种“平等”的区别，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史宁海老师讲中国古代思维，提到老子的“道”。说老子讲“道”，说了那么多也没搞明白道是什么。老子为什么要讲“道”呢？韩东育老师的解答是“道”就是好的，治国以道而无虞。对此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老子讲“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这是讲道的在天地形成以前就存在了，天地之所以形成是因为有道。天地可变，而道不可变。“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夫物芸芸，各归其根”，是讲天地万物皆遵循“道”而自然地生长灭亡，天地因为有“道”而正常运行，这是最自然的状态。从这裡可以看出老子的“道”绝非空穴来风，而是老子观察自然界的运行规律、人世的兴衰成败的道理而抽象出的哲学，是一种自然的规律。宋儒程颢有诗曰“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 说明“道”的力量渗透到天地万物，渗透到有形无形的一切事物。这里恰与老子遥相呼应，同为“道”，同为天地万物，得出的结论与老子极为相似。宋儒的“道”其实与老子的“道”同为一个“道”。后人说宋明理学杂糅儒释道三家为一体，此言极是，这里又是一力证。老子讲凡事若违反规律则会招致不虞。紧接着又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是“本来如此”的意思，所谓“道法自然”，“道”效法的是本来如此的状态，效法的就是自然规律。既然天地万物皆效法“道”而自然运行，那么人也应该效法“道”才能确保无虞。这基本是老子说“道”的目的。

中国哲学体系的构建，基本有三个高潮，老子哲学，宋明理学，阳明学。中国哲学至老子时才有了能够称得上哲学的宏大体系。老子哲学广博阔大、体大思精，是中国古代思想史的高峰。老子哲学不仅开中国哲学史之先河，而且成了后代中国传统思想形成的源泉。老子哲学具备本体论、认识论、作用论，是体系性的哲学。老子本体论提出了“无”的概念，认为“道”就是“无”，但“无”不是没有，而是“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是“无状之状，无物之象”，“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是一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东西，而是“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道”是有内容的，绝不是什么都没有。佛说“非有相非无相。非非有相非非无相。非有无俱相”，跟老子的意思一样，说本体不可捉摸，但不是没有。

二十九日下午一时半，研习营闭幕式开始。我作为第一组的两位代表之一发了言，登台时颇为紧张。我只列了提纲，想要即兴发言，东拉西扯说了半天，意思也只表达了一半。平时想的东西，与人谈论的东西有很多也很细致，要一时全部说出了就很困难，还感觉言不尽意。

我谈了来时困惑我的几个问题，也说明了来研习营的感受。我说“乾嘉学派与日本古学派的关系”的问题还没有搞清楚，看到韩校长在下面用笔记录，还不时点头称是。对于吾辈后学，尚未入门的新手，韩校长能够倾心相对，完全没有轻视之感。韩校长学问做到国内首屈一指的程度，对后辈更是关怀备至，我只有感动不已。

后来韩校长发言说：“刚才浙江工商大学的小同学提到乾嘉学派与日本古学派关系的问题，我用简单的几句话来概括一下。日本古学派受到乾嘉学派如王士祯的直接影响，荻生徂徕及其弟子多有读王氏书，甚至以其书作为教材。第二个可以说间接受到朱舜水的影响。朱舜水逃至日本，带去了大量儒学书籍，也带去了乾嘉学派的思想，对古学派影响也不可小觑。”这个问题有些渊源呢，我整理日本江户思想史的时候，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日本古学派主张回到孔孟典籍，辩证朱子学对孔孟原意的曲解，即是所谓“求孔孟真意”。清末考据学乾嘉学派，从一开始起即主张考证孔孟真意，以音韵训诂考据的方法追求孔孟原义。戴震《孟子字义疏证》甚至已经开始求证儒学眞义。两国间不乏书籍、文化的交流，这种雷同绝非偶然，必有其因缘。我已求证多人，有人说不知，有人轻率地认定此研究成果以多，但均没有提出具体证据。陈化北老师讲朱子学思想史的时候，我也问过这个问题。他说此问题也要具体研究后才能知其所以然，可以从书籍的流布方面着手研究。问题至此，等于没有解决，疑问仍在。

我总结的时候，再提出这个问题并未想求得韩校长的解答，仅为了说明研习营的收获。后来韩校长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大为吃惊，也非常感动。思想史领域的巨擘，竟然会在总结大会的时候解答我的疑问，充满了对于后生后学的期待，给我以莫大的鼓励。此前的几天私下跟韩校长交流了一会，由于韩校长太忙，身边总是挤满了人，我找准机会一睹大学者的风度。果然气度不凡，谦和有礼，思维清晰，观点切中肯綮，一针见血，实在不愧为当世大学者。

结业式上，我们都拿到了结业证书，心里很高兴。三时半结束，回宾馆。路上与世琳兄同道，谈及此行，感慨良多。心中只是感激，感谢韩校长与东北师范大学老师与志愿者给我们这么一个好的平台，吸取学术养分，让思想交流碰撞，激起研究兴趣。感谢王老师给我这次难得的学习的机会，让我得以见识学术的广博。（注：作者为我院2014级研究生张天恩）